鄉村教育振興的縣域探索

—— 來自國家級貧困縣瀘溪的教育報告(上)

2019年10月10日 10:24:09
來源: 中國教育報 作者: 李倫娥 陽錫葉 賴斯捷 等

  瀘溪縣位于湖南省西部,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東南端,沅水中游,是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重點縣、國家重點水利工程五強溪水電站移民庫區縣、國家級貧困縣和革命老區縣。全縣11個鄉鎮147個村(社區),總面積1565平方公里,總人口約32萬人,其中少數民族人口比重達62%。

  瀘溪,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山深處,是一個少數民族占62.3%的民族縣,一個至今不通火車的移民庫區縣,一個2018年財政經常性收入不到5億元的國家級貧困縣。就是這樣一個縣,卻辦出了老百姓認可、師生都不愿意走的教育。

  ——全縣每年約3.8萬名中小學生,擇校到外地上學的人數幾乎為0,相反,目前在縣內就讀的外縣籍學生有2075人。

  ——近年來,幾乎沒有一名教師被“挖墻腳”。2019年,全縣調出教師4人,調入則達24人。而且自2010年以來,全縣先后有300多名教師自愿申請到鄉村學校任教。

  ——幾乎沒有一人輟學,2019年,全縣學生鞏固率小學100%,初中99.5%,高中99.62%,初中學業水平檢測名列全州前茅。2016年以來,全縣共有2928名學子考入本科院校,其中14名學子考取清華北大,本科上線率、本科上線萬人比,連續14年位居湘西州第一。

  2018年,瀘溪以優秀等級通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評估,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批示:“瀘溪經驗很好,要推廣。”

  瀘溪經驗是什么?為什么會逆勢飛揚?憑什么?怎么做到的?原因何在?中國教育報記者十幾次深入瀘溪,見證變化,尋求答案。

  教師為什么“挖不走”?因為“世界我最牛”

  在瀘溪工作了28年的瀘溪二中校長楊順旗說,縣里從2016年開始,教師節表彰有一個隆重的“走紅地毯”的儀式:縣城主干道交通管制,警車維持秩序,鼓號隊演奏,所有被表彰者披紅掛彩,接受眾人的歡呼和注目。這種“紅地毯”,楊順旗走了兩次。“不在錢在榮譽。”他說,那一刻,“世界我最牛”的感覺油然而生。

  都說鄉村教育最難的是教師隊伍建設,教育局局長最痛苦的是優秀教師“進不來、留不住、干不好”,瀘溪就沒有過這樣的煩惱?

  當然有,但瀘溪人以自己特有的努力,一一化解。

  1.提待遇建住房,為鄉村教師創造“牛氣”的工作條件

  “世界我最牛”是心理感覺,其實瀘溪教師隊伍的基礎并不牛。

  先看一組數據:

  全縣2937名在職教師,從學歷上看,研究生24人,本科1687人,專科1067人;

  從職稱上看,正高3人,特級3人,副高531人,中小學一級二級2298人,占絕大多數;

  從類別上看,畢業于師范專業的教師比例也不高,只占67%,其他均為非師范類專業畢業,其中特崗教師183人。

  這是一支整體學歷并不高的隊伍,畢業于重點高校的少之又少,90%的教師畢業于地州市一級的本專科院校,湖南師大能來一個畢業生,那都是縣里的“掌中寶”。

  與全國其他偏遠貧困縣一樣,瀘溪很難招來優秀畢業生當老師。2016年該縣制定人才引進政策,教育部6所直屬師范大學和“985”“211”學校的畢業生都給予一定額度的安家費,但3年多了,也才引進來28人。“畢竟交通太不方便,經濟也不發達。”縣教體局局長譚子好坦陳。

  但只要人到了瀘溪,就幾乎很少有離開的。

  為什么?房子、票子、位子?是這陳俗的老三樣?是,又不是。

  先說“是”的部分。

  對瀘溪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早在2009年,瀘溪就在全國率先實施鄉村教師津補貼,當時村小教師每月能額外多拿300元。從2012年開始,這個數字大幅提高,村小教師每人每月最多能多拿1400元,鄉鎮完小、初中教師能多拿500元,縣財政每年安排補貼資金達1846萬元。

  “盤子不大,當然好辦。”可能有人會這么說。瀘溪盤子是不大,總人口才31.7萬,但要知道,2012年瀘溪全縣的財政收入才3.1億元,農民人均純收入才4089元。

  “也是被逼出來的。”2013年11月,縣長向恒林在被點名參加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時說。

  瀘溪有175所學校,鄉村學校就有167所,其中還有教學點88個;瀘溪縣在編教職工2937人中,就有鄉村教師1989人。和全國許多農村縣一樣,2009年前,瀘溪縣教育局每年收到的進城報告有400多份,占鄉村教師五分之一。教師大量往城里涌,鄉村學校漸漸成為“空殼”學校。

  瀘溪人下決心改變。2009年,在時任縣委副書記、縣長杜曉勇的主持下,縣政府出臺了正式文件,在全國率先實施農村教師崗位津貼制度。

  仿佛有了一支無形的指揮棒,這之后,不僅教師們愿意留在鄉村,甚至還出現了教師配置“城鄉倒流”的現象。2010年以來,共有300多名教師申請到鄉村學校任教。

  2014年,馬王溪小學出現空缺崗位,中心校有6名教師競爭報名,今年40歲的周元英以過硬的教學質量,競聘到了這個崗位。“不包括五險一金,一年能到手7萬多元。”周元英給記者粗略算了一筆賬。她說,她與丈夫劉克齊都在馬王溪小學,兩人加起來年收入有15萬元。

  如果說教師津補貼讓瀘溪鄉村教育振興邁出了第一步,那么,教師公轉房的建設就是第二大步。

  在湖南鄉村任過教的都知道,鄉村校是沒有每天下班回家一說的,基本是周日下午到校,周五下午才能離開,其間基本都要住在學校。幾千名教師,學校哪有這么多房子?于是住教室的、住實驗室的、住閑置房的,甚至住危房的,“八仙過海,各顯神通”。2006年,湘西啟動教師公轉房建設,學校出地皮,教師出部分資金,瀘溪3年里建起了426套教師公轉房,但還是有好多教師沒房住。

  可要全部解決,一兩千套,即便按最低價最小面積,投入也是數以億計。錢從哪里來?瀘溪創造性地整合各方資金,甚至將廉租房建到了學校,終于,從2011年開始,1643套廉租房、216套公轉房,嘩啦啦在幾十所學校出現了,全縣鄉村無房教師人手一套。記者在興隆場鎮中心小學看到,24歲的青年教師舒洪波,住在兩室一廳一廚一衛50平方米的廉租房里,盡管不是很大,但收拾得利利索索,“城里這一套得幾十萬,4年前我剛畢業就住上了這么好的房子,雖然有點偏、離家遠,但我真的很踏實。”舒洪波說。

  2.留人更留心,為鄉村教師營造“挺直腰桿”的“牛氣”氛圍

  再說“不是”的部分。

  在瀘溪,教師是輕易“挖不走”的。這里有一組直觀且能說明事實的數據:在全縣2937名教師中,有300多人來自外縣市,但近5年來沒有一人回去。2019年,調出4人,調入則達24人。

  莫順清,湘西州首府吉首某校來挖他,年薪20多萬,還給一套房子,不去;

  田云坤,鳳凰人,還是吉首某校要調他,開價是年薪十六七萬,不去;

  李建軍,兩口子都是外地人,有學校出高薪要兩人一起調,還是不去……

  教師有尊嚴、有地位,這在瀘溪已經真切地形成了一種文化。“老師們在意的其實不是錢,是這份尊重,讓他們挺直了腰桿。”譚子好說。

  怎么尊重?這個尊重應該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,一是官方的,干得好就有獎勵有前途有位子;二是民間的,孩子出息了教好了老百姓口口相傳,老師們走到哪都能自帶“牛氣”。

  在瀘溪,“有為就有位”,不是一句空話。

  盡管是當年少見的湖南師大畢業的本科生,28歲時就在瀘溪五中當教導主任,但因為身體不太好,縣一中德育主任楊順旗一直沒想著要有多大發展。突然有一天,譚子好找到楊順旗,希望他出任二中的校長。他很是意外,當即婉拒。

  一年后,譚子好再次找到他,再次說明理由:為什么看中你?因為幾次晚上去一中,看到你晚上九十點還在閱卷,勤奮;當時和你說話,發現你當了6年中層,仍無倦怠之意……

  楊順旗沒想到,自己的付出,領導都看在眼里。2017年他到二中后,像打了雞血一樣,又當校長又帶班還給學生義務補課。“我熱愛這份事業,無論平凡、無論貧窮。”他的辦公室墻上,掛著這樣一幅自己寫的字。

  2006年從吉首大學畢業的李建軍,主動申請當班主任,帶的班非常出色,2014年還創造了一中新紀錄——班上培養出了3名清華北大學生和一名空軍飛行員。他做夢也沒想到,2017年,不到35歲的他,會直接從教科室副主任提拔為縣五中校長。

  對教師體貼細致的關愛,也是尊重的一個重要內容。“幾乎走遍了每個村小。”這是縣教體局一位干部對書記、縣長和分管教育副縣長的悄悄觀察。

  “有家的感覺。”來自遼寧鞍山、已在瀘溪二中工作了7年的物理教師楊德尚,談起自己這7年的點點滴滴,談起遠在千里之外的母親,30歲的大小伙子眼淚都流了下來,但是擦干眼淚他又補充:“因為在瀘溪,領導人人有服務意識,老師有什么困難,都不用自己張嘴。”就在記者采訪時,譚子好還準備給他介紹對象。

  來自鄉親們的尊重和厚愛,故事更是多得寫不完,記者在白羊溪鄉土家山寨報木坨村,了解到這樣一個故事:

  2012年4月,正在上課的報木坨村教學點教師楊潤生倒在講臺上,州醫院診斷是患胸腺瘤和重癥肌無力,需馬上送省級醫院手術治療,估計需10萬元治療費。

  報木坨村的鄉親們主動地你借1萬元、他拿5000元,村里最年長的李阿婆把自己賣野蔥和南瓜花賺來的200多元錢也掏了出來。眾鄉親相湊,加上學區捐款,楊潤生的手術費第二天就湊齊了。

  楊潤生有一個賬本,上面寫著:欠覃天林10000元(已還2000元),欠覃民秋8000元(已還500元)……“賬本上的錢,我這輩子還不盡,只有把鄉親們的孩子都教好了,都教成才了,我心里才舒坦!”楊潤生兩眼紅了……

  3.提高專業素質,讓教師有底氣“牛氣”

  有好的教師,才有好的教育。

  “教不好”,教師“牛氣”哪里來?何談振興鄉村教育?

  抓教師成長,第一就是樹立質量導向。

  對于瀘溪教育來說,教育系統有3份最重要的文件,分別是《學校目標管理考核方案》《教學質量效益評價方案》《校長目標管理考核方案》,發獎金、給表彰,全看這3個方案落實得如何。其中,教育教學質量都是擺在最重要的位置,占據著重要考核比重。

  之前說到的村小津貼,并不是只要在村小教書就每月能多拿1400元,而是要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。縣里每學期有個大型的質量檢測,檢測結果靠后,對不起,不要說評優晉級,連報名參加調動考試的資格都沒有。

  也正是在這樣的指揮棒下,瀘溪的教師們人人想辦法提高教學水平,人人想辦法練“手藝”。

  第二個做法是典型引路,加強師德師風教育,最大程度喚醒和激發廣大教師的責任感。

  瀘溪教育質量不錯,有補課嗎?當然。但那都是按規辦事,所有教師,絕對不允許“家教家養”,絕對不允許到各種培訓班兼課。近3年全縣也辭退了5名違規教師。

  瀘溪教師們的敬業和奉獻精神讓人感動,談起自己的工作,談到自己的學校,談起自己的學生,幾乎個個熱血沸騰,激情滿懷。

  80后符海鷗,把孩子留在縣城讓家人帶,自己來到遠離縣城50多公里的黃泥沖小學,現在已經堅守了7年。她曾經接手的一個班,三年級42名學生,語數平均分只有30多分,有好幾人只有幾分。符海鷗找來低年級教材,從加減法開始講起,天天利用休息時間進行輔導。2016年,這個班級語文平均分達到了80多分,數學90多分,排名全縣第二。

  一中數學教師兼班主任張昌能,一心撲在班里40多個孩子身上,他為班上所有的孩子建立了詳細的檔案:興趣愛好、學業成績、人生目標,但自己讀初中的兒子和兩歲的女兒卻長期放在岳母家。

  譚子好把符海鷗、張昌能這樣的教師,叫作“瀘溪教育筑夢人”。他認為,只有這樣的“筑夢人”越來越多,瀘溪振興鄉村教育的夢想才有可能成真。

  瀘溪的第三個做法,是加大培訓力度,推進掛職輪訓,“名師帶徒”,結對幫扶。

  瀘溪有各類中小學175所,但大的學校也就31所。這些年來,這些“大校”的校長們幾乎全都送到外地跟班學習過,縣里每學期會選送2—6名校長、10—20名中青年骨干教師到發達地區名校掛職鍛煉、跟班學習。五中校長李建軍,就被送到州里的“班主任骨干班”進修,到湖南最著名的師大附中跟班學習。“進步不是一點點,是一年一個臺階。”李建軍說。

  武溪二小副校長張世全,從北京朝陽區朝師附小跟班一個學期后,回來就在學校推行“三三微行為”,張世全說,全校338名學生,90%是留守兒童,30%多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孩子,行為習慣的養成教育是他們的工作重點。“都是從北京學來的。”張世全說。

  財力有限,更多的“送出去”不可能,最主要的還是要靠自己培養培訓,來自縣教體局的數字是,從2015到2018年,3年來全縣完成教師培訓1.2萬人次。

  學生為什么留得住?因為家門口就能上好學

  瀘溪175所學校,其中高中階段4所,沒有一所省示范性(省重點)高中,這在湖南都比較罕見。

  而另一個比較罕見的現象是,不僅高中,包括小學初中,除隨父母打工出去的外,瀘溪的孩子幾乎沒有一個到外地讀書的。相反,還有許多外地孩子慕名而來,2019年的這個數字是2075人,超過全縣中小學生在校生的5%。

  還有一個罕見的現象是,瀘溪147個村,學校數有175所,也就是說,幾乎每個村都有一所學校。175所學校中,學生在100人以下的有130所,其中只有一個老師的“一人校”有54所。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小規模校?“一個村里沒有學校,就沒有文化元素。”在其他地方開始大規模撤并鄉村校時,瀘溪根據縣里的實際情況和老百姓的要求,沒有強行撤并一所村小,只隨其自然消失。

  2018年,瀘溪在接受國家級的義務教育均衡驗收時,有評估專家感嘆,瀘溪每一所學校,無論城鄉,硬件、師資、質量,幾乎都沒什么差距。

  “我們想看一所最差的村小。”

  “沒有最差,只有最偏遠的。”

  這是采訪中一段真實的對話,回答記者提問的是譚子好。

  對話結束的第二天一大早,他就帶著記者,繞道吉首,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,行走了兩個多小時,直奔該縣最偏遠的解放巖鄉水卡小學。

  水卡小學有51名學生,4名教師。學校依山而建,爬上兩個平臺之后,一棟教學樓掩映在大樹之下,校園顯得幽靜陰涼。教學樓雖顯陳舊,但干凈整潔,正是上課時間,課堂里傳來瑯瑯書聲。

  村小偏僻怎么管理?譚子好說,瀘溪的辦法一是通過津補貼和支教制度強師資,二是通過教育督導抓常規,三是制定“村小18條”促建設。“只要有學生,就要有學校;只要有學校,就要讓老百姓滿意。”這是瀘溪教育人對自己的要求。為完成全縣130所小規模校“30個一”的基本建設配置,縣里前前后后投入超過700萬元,真的做到了“隨便哪所都好看”。

  記者采訪時在小章鄉黃泥沖小學看到,兩名年輕的“縣里最搶手的公費定向師范生”陳自華、鄧曉杰,主動要求從中心校下到村小,并且主動要求包班。“想做個試驗。”24歲的陳自華信心滿滿。整齊的板書,標準的普通話,青春的笑容,兩個人都“滿腦子教育理想”,縣里也就很支持讓她們放手干。

  辦好每一所學校,當然不僅僅是辦好村小。“如果把整個瀘溪教育比喻成一輛火車,各個鄉鎮學校是車廂,那么城鎮學校就是‘火車頭’,要增強動力、引領示范,帶著大家跑。”縣教體局副局長向子權說,對一所學校來說,名師“火車頭作用”不可少;對于一個縣域來說,名校“火車頭”作用不可缺。

  思源實驗學校這個“火車頭”,就在全縣起了個極好的示范作用。“是方向。”采訪中,不止一個校長這么說。這所2014年9月才投入使用的九年一貫制學校,綜合實踐特色班有45個,采用的是在大城市都少見的“走班”形式,全校還建起了67個社團。

  學校開設的特色課程除一般的朗誦、書法、繪畫、科技創新、舞蹈、書法、聲樂、二胡等外,居然還有辰河高腔、踏虎鑿花、滾鐵環、踩高蹺等。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或個人特長自主選擇,在每周星期二、星期四下午的兩節特色課“走班”。這些課程,全免費。

  辦好每一所學校,還有一個被人形容為“夾生層”的鄉鎮學校——介于村小和城區之間,在瀘溪,有54.7%的學生在鄉鎮學校就讀。

  “夾生層”如何不“夾生”?瀘溪的做法,除了前面寫到的健強師資,還有兩個:做強班子,結對幫扶。

  位于興隆場鎮的瀘溪縣三中曾經辦有高中,質量也不錯,但后來高中停辦后,由于種種原因,學校開始走下坡路。興隆場是瀘溪的大鎮,三中辦不好,周圍幾萬老百姓受影響。瀘溪下決心改變三中面貌。

  2016年4月,副縣長尚遠道率譚子好等人進駐三中。聽課、談話、調研,進行了整整3天。之后,三中班子被徹底改組,年輕能干有思想有活力的陳永國被選任為校長。第二年秋季開學,縣里最好的初中、白沙中學副校長李永生又成了這所鄉村學校的駐點副校長,直接參與學校管理。李永生將白沙中學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引進,并且組織白沙中學優秀教師送教上門。到今年6月底,共送教送研送講座50多次,結成師徒20多對。

  這邊“軟件”大換血,那邊硬件大投入:3年里投入200多萬元,改建了教學樓,添置了辦學設施,雙管齊下,三中面貌巨變。2017年,全州初三學業水平考試,七科總均分列全縣鄉村獨立初中第一,高中上線率、錄取率列鄉村獨立初中第二;2018年,縣教學質量效益評價先進單位;2017年以來,先后有30多名學生轉回學校,2018年就讀學生達到399人。

  教育人為何個個激情滿懷?因為精細管理讓人“精神倍增”

  記者在瀘溪采訪多次,一個強烈的印象是:同樣的一件教育工作,瀘溪人總做得比別人實一些、細一些、到位一些。這么強的執行力源自哪里?

  1.配好“領頭羊”,疏通“腸梗阻”

  瀘溪“辦好每一所學校”的一個重要抓手,是“抓中場”,而這個“中場”,就是學校校長和中層干部以及教育局股室長。“‘中場’強大,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才能得到很好執行;‘中場’疲軟,上面有政策執行不下去,下面有期盼實現不了。”

  其實,這種現象瀘溪也曾經有過。

  正因為這樣,2015年底通過競聘上崗后,譚子好和局班子將教育的“中場建設”作為第一把火。2016年以來,全縣提拔調整校長12人次,免去職務8人次;局機關24個股室長換了8個。有人預估教育系統一定會“地動山搖”;也有人猜測,譚子好可能干不長。但是,結果讓“預言家們”失望了。

  原因何在?

  “是按章辦事,力度雖大,但都有依有據。”譚子好介紹,就拿校長的調整來說,除去年齡因素外,其他的就是能力和績效。依據就是2016年瀘溪縣教體局出臺的《中小學校長任職年度實績考核方案》,其中的硬杠杠是實實在在的。比如,瀘溪特別強調校長的陣地意識,校長工作日離開學校,必須向縣教體局辦公室報告。擅自離崗1次,與優秀無緣;3次,就地免職。

  硬杠杠多了,校長們的手腳還施展得開嗎?答案當然是肯定的。“在校長的職權范圍內,你盡可以大膽去做。”思源實驗學校校長楊志祥說,他現在是“三不愁”,“不愁師資,不愁資金,不愁想法得不到支持”。學校開50多門選修課要請縣里的“非遺”名人來講課,副縣長尚遠道親自找到民宗文旅局,如今,民族文化和“非遺”在學校開展得紅紅火火。

  校長有了精氣神,學校很快就“雄起”。

  解放巖學校就是典型。這個學校離縣城最遠,早前一直是當地人當校長,學校管理常常礙于人情世故,教學質量處于全縣末位,生源逐年外流。2017年8月,縣里把在三中抓教學很有些章法的副校長李紹輝,調到解放巖學校當校長。不到一年,學校質量就上了個臺階,在農村九年一貫制學校質量監測中,連續兩年位于全縣第二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瀘溪的“教育中場”,不僅僅是校長和股室長,還包括學校的中層,其管理權限上移,任免由教體局黨組討論決定,“上”和“下”有明確的制度規定。“能上能下”的制度實行以來,全縣任免學校中層干部86人次,其中有13人次因工作效能不高、庸懶散等問題追究責任。考核優秀者便能進入青年干部培訓班。要成為青年干部培訓班學員并不容易,首先要有學校推薦,然后要通過局里組織的人事、基教、紀檢、校安、督導等部門實行的調研考察。這個班每年一期,每期50人左右。這是提拔任用的必然程序。

  “能上能下”激活了干部隊伍的一池春水,整個隊伍執行力大大增強。“現在,局里有什么決策,學校都能不折不扣地執行。”譚子好說。

  2.“捆綁考核”讓領導服務多了,讓“名校”對鄉村校責任多了

  瀘溪縣教體局有一個校安股,這些年工作很有亮點,但2018年這個股的工作人員,年底沒能拿到5000元績效,因為其“捆綁”的小章小學,學校質量下降較多,分管這個股和聯系這個片區的副局長向子權也因此不能評優。

  “捆綁管理”是瀘溪的特色。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,一是教育局的28個股室,對應全縣的32所完小以上的學校,學校的考評打分直接與股室的年度考核掛鉤。二是縣城里條件較好的大校、名校,與自己“一對一”幫扶的鄉村校的各項工作指標“捆綁考核”。

  這樣的政策讓校長們更感責任重大。“如果我們學校不辦好,那就會連累相關局領導和股室,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動力。”一位校長說。作為責任共同體的領導和股室同樣“壓力山大”,只能積極為捆綁學校出謀獻策,排憂解難。基礎教育股“捆綁”的是白沙小學、白沙中學和瀘溪一中。這3所學校都是城區學校,名頭響,每年招生都是必須面對的考驗。每到招生季,謝永良和股室的同志主動出擊,與家長面對面做政策解讀,釋疑解惑。“我們畢竟是職能部門工作人員,對政策的理解更加透徹,解答也更權威,家長也更加信服。”謝永良說。

  “捆綁管理”也在倒逼職能部門改進自己的工作作風,提升自身的服務意識。細心的教師發現,這些年教體局制定的方案、評價體系等,里面很少再提一票否決。“一票否決少一點,民主治教就多一點。民主多一點,溫情就多一點。”縣教體局辦公室主任莫伯芳的話有些繞,但道理很明晰。

  瀘溪的第二個“捆綁”是“結對幫扶”支教。把全縣義務教育階段的各級學校按照3類進行了科學結對設計,每所城鎮優質校對口幫扶1—2所鄉村薄弱校,共計125對。這些“對子”以5年為一個周期,從“管理幫扶、教師幫扶、資源幫扶、文化幫扶、學生幫扶”五大板塊入手,實行“四捆綁”:工作目標捆綁、領導責任捆綁、工作職責捆綁、考核獎罰捆綁,將城區優質學校的辦學理念和管理經驗“嫁接”到鄉村學校,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。“比如質量評價綁定,被幫扶校的質量評價占幫扶校30%質量評價分。”基教股長謝永良補充道。

  2016年以來,全縣共派出138名城鎮學校教師對口支援鄉村薄弱學校。效果如何?

  記者顛簸兩個多小時來到永興場小學,教學樓、綜合樓,幾乎全是新建筑。“以前可不是這個樣子。”校長楊金衛說,學校曾經很破舊,當年分來一名特崗教師,行李都沒打開就走了。2017年3月,縣里安排白沙小學進駐幫扶,白沙小學不僅派出骨干,還讓永興場小學新進青年教師跟班深入學習,了解班級一日管理、隨堂聽課學習、參觀班級文化布置、參與集體說評課。“是敞開大門,深度結對。”白沙小學校長周建生形容。

  “我們的班級文化布置成了亮點,實際是學白沙小學。”興隆場校長楊金衛說,他也到很多地方包括外省學習過,但人家許多做法太“高大上”了,學不到,還是這種本土化的幫扶最有效。確實,2017年,永興場小學綜合排名就從同類學校倒數第一上升了6個名次,剛參加工作兩年的教師李艷梅所教的科學在2017年全縣抽考中一舉奪冠,實現了教學質量歷史性突破。

  據統計,截至2019年6月,全縣125對結對幫扶學校,2300多名教師深度參與,共開展送教、送研、送培下鄉活動900多次,參與活動1.8萬人次以上。

  3.抓常規,抓督導,強化過程管理,打造標準“生產線”

  記者查閱了2018年到2019年5月份重點工作督查情況通報。通報分為股室工作、學校工作、存在問題和通報表揚四大塊,內容包括教育教學、黨建工作、精準脫貧、安全工作、聽課評課、師德師風、結對幫扶等10余項工作,內容到校到人。

  自2016年以來,這樣的通報,在瀘溪已經堅持了4年。督導通報發揮了極大威力,誰也不敢對這份通報掉以輕心。“我們校長都十分關心,每份必看,還要組織教師學習。”明德小學校長胡芳萍說,如果通報里有學校的問題,他們會立即組織整改,如果沒有問題,他們也會對照其他學校進行反思。

  這樣的成效,是瀘溪創新督導手段得來的。

  通過督導來抓管理抓質量,也是瀘溪辦好每一所學校的經驗之一。

  瀘溪的督學責任區工作與別的地方不同,不是按區域而是按學校類別設置,即學前教育、小學、中學、九年一貫制,四大塊。每個責任區選聘兩名專職督學,在31所完小以上的學校和大的幼兒園里,聘任31名副校級人員做督導員,這樣就基本能全方位無死角開展督導。

  “見人見事,督查督改,問責問效。”縣教體局督導室主任張賢彪說,這是局里對督學們的工作要求,不僅“督”,更重要的是“導”,是服務。不僅督學校,還督局里的各股室。一月一預先安排、一月一督查、一月一小結、一月一通報制度,責任督學要對自己負責的每一所學校,每個月以“四不兩直”(不發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聽匯報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層、直插現場)的方式,督促抓好各項工作和教育教學常規全面落實。

  今年已經60歲的符真是小學責任區的專職督學,之前,他做過14年的教學副校長,教育教學經驗豐富。達嵐鎮潮地小學離鎮里20里山路,只有9名學生兩名教師,由于教師年齡比較大,積極性不高,教學質量跟不上。2018年秋季開學后,符真翻山越嶺來到該校,查常規,提要求,談建議,兩名教師的工作態度大有轉變。符真說,每到一個學校,如果發現一個問題,解決一個問題,那么10所學校就解決了10個問題,“學校問題越來越少,學校就越辦越好”。

  “對我們幫助非常大,我們都盼著他們來。”三中校長陳永國說,責任督學都非常專業,相當于每個月對學校體檢一次、診斷一次,有問題了及時開出藥方。

  談到瀘溪的教育管理,還不得不提其大面積推開的校務公開,其主要載體就是“校務監督月例會”制度。縣教體局紀檢監察室主任包榮長,向我們詳細介紹了這個“月例會”:固定時間,每月10日之前;固定參會人員,學校班子成員、紀檢監察員、教代會代表5人以上,也可根據會議需要,再明確列席參會人員;固定會議議程和要求。

  “剛開始,有些校長并不歡迎。在他們看來,這挑戰管理權威不說,關鍵是準備事務多,麻煩,簡直是多此一舉。參會的教代會代表也不太適應,打不開情面,拉不下面子。但推行一段時間后,效果就顯現了。”包榮長說,他例舉了一個典型案例。

  過去,瀘溪學校的班主任津貼、代課費、加班費等支出,都是學校“各顯神通”,多少有些不合政策,“能做不能說”,如有違規責任由校長和班子扛。籌資渠道和分配辦法在一些學校的月例會上沒有通過。怎么辦?學校報到局里,局里報到縣里,這下好了,縣里非常重視。班主任津貼由財政包圓,代課費、加班費轉化為工作量解決。校長們心里一下輕松起來,都成為了月例會的堅定支持派。

  (記者 李倫娥 陽錫葉 賴斯捷 通訊員 李茂林 倪正松 李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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